人民检察制度在抗日烽火中前行中岩投资
——专访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长何勤华
山河映峥嵘，岁月铭初心。
人民检察事业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艰难探索中启航，在奋进征程中铸就辉煌，于深耕高质效办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高度。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就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在艰难探索中逐步发展、在服务抗战大局中彰显价值的难忘历程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长何勤华。
人民检察制度在实践探索中砥砺前行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检察制度是如何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和发展的？人民检察制度的职能定位与当时的抗战需求形成了哪些具体结合？
何勤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岩投资的人民检察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伴随着战争的起伏跌宕，检察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甚至地位和作用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战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并发展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19个根据地。各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后，法制建设逐步推进，检察制度随之发展，像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主要根据地均设立了检察机构。
这一时期，包括检察机构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设置主要以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为依据，以便民简政为原则，实行政府领导司法机关的体制。当时并未设立全国或各根据地统一的、独立的专门检察机关，而是基本实行“审检合署”，即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备检察人员。部分根据地也存在由行政长官或公安机关代行检察权的情况。例如，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在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在各县司法处设置检察员。1942年1月，因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及其设置的检察员均被撤销。此后，普通刑事案件由司法机关（法院、县司法处）代行检察职权。针对汉奸、间谍、盗匪等严重危害抗战秩序的案件通常由保安机关或公安机关行使检察职权。又如，在晋察冀边区，1943年2月颁布的《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规定在各级法院内设立首席检察官一人，检察官若干人。实际操作中，普通刑事案件由各级行政长官（专员或县长）兼任检察官。对于敌探、汉奸、盗匪案件则由公安机关代行检察职权。
可见，当时各根据地检察工作总体强调社会治理的效率，既适应战时精简效能、提高司法效率的治理需求，也通过强化专门机关的执法力度，彰显党镇压危害抗战犯罪、保障敌后根据地稳定与抗战大局的坚定决心。
记者：当时，根据地检察机构围绕镇压汉奸反动派、保护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和特色创新？
何勤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检察机构主要围绕镇压汉奸反动派、保护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三大任务实施务实举措。例如，晋察冀边区的检察制度紧密围绕抗日大局，在维护抗日根据地秩序和稳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严格贯彻落实讯问、逮捕、死刑判决的法定职权与程序，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对于建立抗日民主的法制秩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检察工作，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各级检察委员会。这是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开端，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检察制度中的贯彻和体现，是人民检察史上的制度创新。
人民检察制度在战时环境下形成鲜明特点
记者：面对战争环境下资源匮乏、法制不健全等现实情况，抗日根据地的检察工作形成了哪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作原则？
何勤华：概括而言，抗日根据地检察工作形成了三大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作原则。一是应对资源匮乏，坚持精兵简政、效率优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检察工作以精简高效为核心。二是贴近群众需求，坚持群众路线、民主参与。战争环境下根据地侦查力量薄弱，检察工作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力量推进案件办理。例如，晋察冀边区办理刑事案件时，积极依靠群众收集线索，鼓励群众参与检举、揭发汉奸、盗匪等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充分体现了边区检察的群众性与民主性。三是从实际出发，分类适用法律。针对当时法制建设不完善的问题，根据地检察机关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一般刑事案件暂时适用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汉奸、破坏抗战物资等影响根据地稳定的刑事案件，优先适用边区自主制定的地方法令，将此类案件的检察权牢牢掌握在党领导的政权手中。这既兼顾了统一战线需求，又确保了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据地政权稳定提供了法治保障。
记者：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人民检察制度是如何体现“人民性”特征的？在吸纳群众参与检察工作、保障工农兵等群体权益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何勤华：抗日战争时期是人民检察重要的实践探索期，人民检察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特点，主要体现为服务抗战大局、丰富检察实践、夯实政权根基。具体来说，人民检察主要遵循人民性，秉持维护民主政权、捍卫人民利益的宗旨。例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对县司法工作指示中提出“边区的司法工作，要深入群众，要在群众中建立司法工作的基础”，并要求“在各乡选出人民仲裁员和人民检察员。”这是人民检察史文件中首次出现“人民检察”概念，既体现了边区人民检察制度植根群众、依靠群众的特征，也是边区司法建设的重要成果，更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在法制实践中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体现。
此外，人民检察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调查、揭发、检举犯罪，监督和改造罪犯，广泛通过人民陪审、巡回审判等多种形式，动员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即便如“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以深入群众、便民利民为核心的审判模式，虽主要体现审判权行使，但其“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理念，与检察工作坚持的群众路线也高度相通，共同推动了战时司法的民主化、大众化。
人民检察制度的薪火相继与传承发展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检察制度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检察制度存在哪些历史传承关系？哪些制度要素或精神内核在后续的人民检察制度发展中得以延续和深化？
何勤华：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检察制度的核心原则、精神内核通过解放战争时期的过渡与深化，最终在新中国检察体系中得以继承和发展。例如，从抗日根据地到新中国，“人民性”始终是人民检察制度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检察工作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宗旨，检察机关被明确命名为“人民检察院”。董必武同志于1953年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司法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尽可能采取最便利于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彭真同志在《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中特别强调，“必须从立法方面，从健全人民司法、公安和检察制度方面，对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予以保护。”董必武同志和彭真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延续了抗日根据地“人民至上”的理念，更将“人民性”从“战时便民实践”上升为“国家法制层面的制度原则”。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探索和发展对当前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传承红色检察基因有哪些启示？
何勤华：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探索和发展，不仅为中国革命政权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准备了条件，而且孕育了贯穿至今的红色检察基因，对当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我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制度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是人民检察事业进步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根本保证。当前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做到检察工作方向由党指引、检察工作原则由党确定、检察工作决策由党统领，确保红色检察基因永不变色。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检察工作坚持群众路线，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性。检察工作的根基在于人民、力量源于人民，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检察制度才能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三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抗日战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紧扣革命斗争实际，结合不同时期和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以服务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为核心，探索出一套具有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的特色检察制度。当前推进检察工作，仍应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避免照搬西方检察制度模式，在传承红色检察基因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发展道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展。各解放区基本沿袭了原来根据地的检察制度，多数实行“审检合署”，专职检察人员不多，有的由公安机关代行检察职务。关东解放区的检察制度有新的发展，1947年6月《关东各级司法机关暂行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关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由关东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关东所有各机关各社团，无论公务人员或一般公民，对于法律是否遵守的最高检察权，均由检察官实行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借鉴社会主义法系国家检察制度，建构了共和国的新型检察体制。检察机关在保卫国家政权、保障人民权利、维护法制统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揭开了人民检察制度的新篇章。
◎ 1954年起草检察机关组织法时，共写了21稿，前20稿仍然沿用“检察署”名称。1954年9月20日夜，中央政治局讨论检察署组织条例草案时，彭真作了说明。毛泽东鉴于检察工作的重要性，提议“检察署”改为“检察院”。9月21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相关案例
◎ 黄克功案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犯罪前任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1937年10月5日，因求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由雷经天任审判长，在陕北公学公开审理此案，胡耀邦、徐时奎等作为公诉人出庭执行任务、陈述意见。法庭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虽说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当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处理这个案件所体现的法制的严肃性、民主性和平等精神，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所预言：“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 肖玉璧贪污、渎职案
肖玉璧，陕西清涧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8年7月至1939年2月任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期间，共计贪污公款3300元。1939年4月逃亡至绥德为蒙骑独立旅招募新兵，企图升官发财，叛变革命。1941年2月回家被政府发现捕获，送交边区保安处。同年6月转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7月18日由检察员刘临福出庭公诉，高等法院依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判处其死刑。
（检察日报 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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